一条令人震奋也让人不安的采访信息

    去年底，我到河北保定市搞优化经济环境调研，了解到保定市蠡县出重拳打击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活动，受到了全县人民的欢迎和称道。随后赶到蠡县采访，匆匆采写了一篇内参《蠡县“黑势力”是怎样被打下去的？》。今年初，分社布署报道计划时，又提出了要把“打黑”这一调研搞下去。分社领导王文杰、杨树勋鼓励我再对此进行深入调研。

    从我内心讲，我实在不愿触及“黑”。去年，我因与总社记者合写一条内参，触及了一个与石家庄的“黑势力”团伙有关的关系网，“黑势力”便骚扰不断，以致使我一听电话铃响或ＢＰ机叫，就不安。而蠡县的“黑势力”团伙，远比石家庄的“黑势力”团伙更多、更凶残。蠡县的“黑势力”团伙多是从东北、西北监狱逃出来或刑满释放人员与当地地痞、流氓勾结形成的，已形成气候的多达十多个，这些人杀人不眨眼，不要说他们与你有过节，就是看你不顺眼，也可能把你一刀砍死。猖獗一时的“黑势力”团伙虽被蠡县公安局基本一网打尽，但由于这些人反侦察能力很强，再加上复杂社会关系和背景，这些人有随时出来报复社会的可能。所以当分社两位领导鼓励我继续对蠡县“黑势力”问题进行调研时，我并没有立即答应。
今年２月中旬，公安线上的一位朋友与我聊天时，谈起目前我国目前开展的“打黑”效果并不十分理想，打得很艰难，这是我国第一次兴势动众“打黑”，如果这次不能取得明显效果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
    “打黑”到底难在哪里？新华社记者的使命感却使我重新考虑对“打黑”这个问题进行调研。回到家我试着跟蠡县公安局局长段荣才联系想继续对“黑势力”做追踪采访。但出乎预料的是段婉转地做了推辞，听得出他有难言之隐。

    我意识到，只要撬开段的嘴巴，就是一篇很有份量的内参。于是我又再赴蠡县。但与上次不同，段不再谈“打黑”的问题，而只是要手下的人陪我转转。越是这样，急于挖掘新闻的我越是心急如焚。

    职业的敏感也使我感到一次重大的报道机会已经来临，我决不能放掉到口的这块肥肉。于是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找到保定市委书记请求他给予特殊批准。两天后，在公安人员陪同下，我走进了关押“黑老大”的一些看守所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与“黑老大”艰难地对话

    蠡县公安局看守所关押着１００多个“涉黑”的犯罪嫌疑人。在外漂荡、作恶惯了的这些人一进来就闹个不停，有绝食的、有寻死的、有伺机想逃跑的，但更多的是拒不配合公安人员审讯，活表现出一副“死猪不怕开水烫”的样子。

    经贵林，是我采访的第一个“黑老大”，他涉嫌组织１７人入室抢劫、强奸、杀人,涉案总额５０多万元。此人个子不高，一副恶相，性格内向。当２名公安干警把带着手铐的经押进审讯室后，他除看了我一眼后，就低下头，再也一言不发，问急了，就是一句很难听的话。僵持了半个多小时，我除去听了他的一些气话外，什么也没得到。第一次采访就这样失败了。

    失败的采访，令我不安，我向审讯经验丰富的干警请教，他们告诉我应从犯罪嫌疑人最薄弱的一条心理防线开刀、撕开口子。继而他们又把十多个“黑老大”的性格、犯罪事实及目前心理向我全盘托出。于是在制定好周详采访提纲后，我决定再提审第２个人犯，此刻已接近深夜十一点。上边有规定，深夜不能提审人犯。于是我找到蠡县公安局局长段荣才，请求他“特批”我提审人犯。经不住软缠硬磨，段不仅答应了，还亲自陪我到了看守所。

    伴随着“咣－咣－”铁镣拖地的声音，５个干警押着“黑老大”陶振走进了看守所值班室。今年２８岁的陶振，１９９８年从沈阳市大北第一监狱逃出，到内蒙古办了个假身份证后，又跑到蠡县，两年时间内就发展成贩毒、贩枪、抢劫等无恶不做的“黑老大”。

    这个小子高大结实，蓄着小胡子,２０多公斤的镣铐好象也很难杀住他的野性。

    在我的示意下，陶坐了下来，但我这次没有急着直接切入正题，而是从他的长相谈起，看他一边说话一边看干警还有些顾忌，于是我示意干警退了出去。屋内只剩下了我们两人，室内霎时弥起恐怖的氛围。为缓解气氛，我递给了他一支烟，他笑着接了，看了看是一根“红塔山”牌的烟说，“烟不错，好长时间不抽这种烟了”，随后又示意我给点着。我的心里打起了鼓，他比我高一头，点烟时，万一搂住我或是用铐子砸我一下就受不了，因为他几次放出话来，逃不出去，也得跟管教人员同归于尽。但这仅是一闪念，随后我强装镇静地给他打着了的火机。

    “你抽烟的姿势很好看，就这一点也能讨女孩子喜欢，”按照采访提纲，我立即找了一个与女人有关的话题切入了正题。之前，审讯人员告诉我，陶曾跟２０３个女人发生过性关系，其中２０多名女孩曾“死命”地跟过他贩毒、抢劫。女人是他津津乐道的，也最能勾起他过去的许多回忆。这一着还真灵，他抽着烟，口无遮拦地谈起了如何因女人开始犯罪，如何利用女人“拉关系”把“事业”做大……陶讲述的犯罪经过刺激着我的神经，我毫无睡意，整理完采访笔记后，已近凌晨６点，我匆忙吃了点早饭后，又开始提审第３个“黑老大”。

    就这样，我马不停蹄地采访了５０多个“涉黑”成员。他们有的哭泣，有的绝望，有的悔恨……但都如实地给我讲述了如何与公安人员狠狈为奸，如何依靠“保护伞”垄断运输线，杀人越货等犯罪事实。在整整７个日夜的采访中，我的精神一直处于亢奋状态，因休息不好，功能紊乱，除去口腔溃疡，嘴上还起了一堆又疼又痒的小水泡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再赴蠡县听民声

    为把“黑势力”形成的原因、背景写透，就得从黑势力、群众、公安三方面着手分析，也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给中央提供更加全面的情况，让中央对“打黑除恶”工作做出更准确的决策。现在看来，这种分析是正确的。据中央政法委、公安部的一些领导透露，正是这三篇内参才使得中央今年下决心，召开了一个建国以来规格最高的全国治安会议。公安部“打黑办”一位主任说，过去他们只是关注个案，由于这三篇内参把“黑势力”的形成背景剖析得淋漓尽致，也为他们今后指导全国“打黑除恶”提供了更广泛的工作思路。

    为此，我又重返蠡县，倾听百姓的心声。在蠡县，备受“黑势力”欺诈的企业、机关和村庄的人们谈起“黑”来依旧表现出了恐惧和不安。在蠡县北五夫村，双手残废的村民刘小眼向我哭述了是怎样被一“黑势力”团伙割断手筋的。在皮革专业村握纽村，村民们讲起了“黑势力”大到皮革、小到加工皮革用的化学原料、工业用盐，是怎样被垄断的，他们忍无可忍，赶走了一个“黑势力”团伙，却召来了上百名黑势力成员的报复，村民向蠡县分安局“１１０”报警，半小时路程，“１１０”干警却走了２个多小时……群众诉说着、指控着，“黑势力”形成的背景、原因在我脑子中越来越清晰。

   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“撬开”蠡县公安局局长段荣才的口。在蠡县采访，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，一提起这位新上任的公安局局长都伸大拇指，他们普遍认为蠡县的“黑势力”是段冒着掉脑袋的危险打下去的。他虽对我一直存有戒备心里，但看得出伴随着我们频繁的接触，他对新华社记者敢于为民请愿、对中央负责的精神也有所感动。于是，我们的话题就从“干一行，就要干出个名堂来”扯开了，他讲起了是如何不要命地带着公安干警到国境线捉拿一个持枪的“黑老大”，家人又是如何遭威胁……讲到激动处，他泪流满面，我也陪着哽咽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夜又一夜，只要有时间他就开始讲，终于他把心底的所有担忧、思考全盘托了出来……